这些年来，在国人的读书记忆中，对于三联书店，我相信相当多的人和我一样，记忆里总会有《读书》和《读书文丛》、《文化：中国与世界》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当然还有《三联生活周刊》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但对于我来说，记忆中却还有他们的搬迁史，从朝内大街迁到东四六条，从东四六条迁到永定门外，从寄人篱下到潜入地下，从处在中心到挪移边缘，辗转流离了好些年后才落到了现在的新址。虽说现在的新址很堂皇，但说起过去那段不时要“乾坤大挪移”的历史来，大概也够让人辛酸得唏嘘的。
说实在的，出版社要出好书赢得名声，也要赚钱住上好房。出好书，本是出书人的天职和本分；住好房，也是出版社的理想和权利。不过在这两者之间，现在有了一点麻烦，出好书总是赔本，而住好房却得赚钱，于是赔本出好书仿佛成了浪漫主义，而赚钱住好房则似乎可以算是现实主义。出了好书流芳百世，但做赔本的事，除了不吃不喝的外星人，谁也不那么乐意。于是，出好书和住好房的天平往哪儿偏，就要看这主持其事的人是理想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了。
在外面转了大半年，回来的一件乐事就是发现三联书店居然把《吴宓集》、《陈寅恪集》和《钱钟书集》当了庆祝50周年的重头戏，真是觉得欢喜无尽。之所以欢喜，首先当然是我对现代思想与学术还有一些兴趣，而这三位学者的文集恰是现代思想和学术史上相当重要的资料。其次是因为从中看到出版界的前景，无疑出版这种书是一种学术积累，却不是哗众取宠的凑热闹。不凑热闹，大约是难赚钱的，可尽管赔钱也出，则表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毕竟在出版界还有地盘，那种彻底现实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还没有把出书人的心灵包裹得密不透风，于是真正献身思想和学术的写书人也还有一线希望在。再次是我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特别欢喜的是这三个人恰恰都是与当年清华大学有缘份的人，吴是清华研究院的主任也是清华外文系的教授，陈是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和文史两系的教授，而钱则是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这三个人的文集在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出版，也许是一个暗示和象征，暗示着当年清华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象征着现在的知识界对清华人文学科的期望。
话说回来，我也担心在现在的社会趋向中，吴、陈、钱的书还有人买么？吴宓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陈寅恪那种追求学术独立的思想和钱钟书那种对知识和学问的乐趣，还有人欣赏么？明朝一部流俗之书里有一段话说“近日的人情，怕读圣贤经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看上去好像说的就是现在的某些事情，那么，出版社能不曲己媚俗么？和三联书店的多年交往，深知“安居”方可“乐业”的道理，对出书人的现实环境也有“同情的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写书人，却总是常常希望出版社能一直坚持理想主义，说大了是希望中国的学术与文化还有那么一点独立的空间，说小了是期望自己那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东西还有出版的希望。
写书人和出书人，那关系总有一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味道。常常与朋友谈到出版社的事情，有朋友无可奈何地笑笑说，他们是“衣食父母”。在这个“衣食父母”中，褒贬两义都有。有时候，出版社让文化人的思考变成出版物，沟通了作者和读者，还给他稿费让他养家糊口，这是一种意思；有时候，出版社把“经济”当做出书与否的判断标准，写书人只能写他不想写的，这又是一种意思。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出版社就仿佛是一道门，有时候，这门可能在开明的主人手中开得很畅通，是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的途径，让人读书，给人新知，使生活文明；有时候却在势利的阍人的严加看管下，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人为屏障，把真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拒之门外。
看到一本关于西方出版与传媒的著作叫《另一个帝国》，作者面对庞大的出版帝国，在书后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说好说歹，全看你了”。真的，全看你了。所以，写书人想对出书人说的话，就是你们多造你们想造的房，不过，也请你们多出版我们想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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